一个协议纠纷民事案例审判结果引发的思考(转载

　　
　　楼主：小老百姓QQ 时间：2014-09-15 09:58:00 点击：2 回复：1

　　楼主：人在做天在看136 时间：2014-09-14 21:16:38 点击：9 回复：0
　　错案纠正提升司法公信力。周强常说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业内分析，这一提法的背后，或是在维稳形势严峻的背景下，欲在司法领域谋一个出路。以前，在中国的纠纷解决机制中，缺少一个“终结者”的角色。本应扮演这一角色的司法机关，在体制、机制和法官素质的共同作用下，在解决一部分纠纷的同时，也漏掉了一些纠纷，甚至还制造了一些纠纷。
　　其中的一些纠纷，走上了信访渠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信访被很多人视为“纠纷终结者”，京畿之地，访民云集。但通过这种“以上压下”的制度安排，获得“御笔”亲批者毕竟寥寥。其余的人上下寻不到救济渠道，郁结难舒，就可能走上反社会的道路。这个群体与日俱增，正在成为导致社会不稳定和政权危机的隐患。
　　要改变这一现状，只能让司法机关成为“纠纷的终结者”。司法要成为真正的“终结者”，还得有让人信服的理由。
　　据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介绍，目前涉法涉诉的信访量，占到中国整个信访量的70%。
　　虹口个别人民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隐瞒《处理公有住房出售后纠纷的若干意见》、《关于审理分家析产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两个法律文件，违背其中涉及94方案的相关要求，擅自提出调解方案，金牌调解员的身份，诱导三个女儿上当签名。终于导致她们走上打官司的道路。
　　虹口个别法官，简单地把“当事人对该政策均应了解与知道”的推断，作为判案的最终依据。这种推断不考虑当事人对该政策不知道的事实证据，这种推断简单绝对的普遍使用，这种推断忽略调解员误导当事人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忽略了调解协议是在调解员以欺诈、儿子以胁迫的手段，使三个女儿在违背继承父亲遗产的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事实。三个女儿的官司输得让人难以置信，势必让她们走上诉的道路。
　　法院判决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梁慧英的调解是否依法！梁慧英武断地提出本户情况按照94方案，父亲与儿子各按50%分配，再将父亲的50%由一个儿子（即被告）和三个女儿(即原告)平均继承，即每人12.5%。法院明知这个调解是错误的，在判决书中却避而不谈。为什么说梁慧英这个调解方案是错误的？其一：被告在法定的二年时效范围内没有向法院确权，其50%产权已经丧失。梁惠英却违反法律规定，仍然将被告丧失的50%权利归到其名下，剥夺了原告的正当利益。原告起诉请求确认这一事实，虹口法院却避而不谈。法官心知肚明，直面这个问题，梁惠英的调解将彻底瓦解！法院有本事你出来明示一下，梁惠英提出的这个调解方案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为此，原告的朋友先后找到梁惠英，其大惊失色，连连叫道：法院的这个规定我们怎么不知道的？法院培训时怎么不告诉我们的，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原告的朋友告诉她，届时实事求是向法庭陈述。梁惠英也想纠正错误，主动找被告提出重新调解，结果被被告拒绝。然而，虹口法院面对原告几个月里书面请求梁惠英出庭却不置可否、请求司法调查一拖再拖，直到8月21日，突然接到法院口头通知：次日（8月22日）开庭宣判，正好就在这二天看到电视里、报纸上大量报道梁惠英老师去世了！虹口法院熬到这天才宣判，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自认为死无对证了！卑鄙之极！！！
　　法院判决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二：本调解书是否属于重大误解！本案原告在调解中对金牌人民调解员存在很大的依赖性，因此对她的话深信不疑，尽管提出并坚持平均继承，但梁惠英以不容置疑的权威者姿态出现，明确份额父亲与儿子各按50%分配，再将父亲的50%由一个儿子（即被告）和三个女儿平均继承，即每人12.5%。整个过程是梁惠英在主导、在否定平均继承的说法，没有与原告商量放弃平均继承，而是说依法三个女儿人均只能得到12.5%。至此，第一次听说按94方案执行的三个女儿只得接受梁惠英“依法”提出的、当时认为正确的，但确属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方案。法院判决既然已经确认了当时这个录音的真实性，那为什么判决中要避开这个结论？显然无法自圆其说！这个结果不是被梁惠英误导产生的重大误解又是什么呢？难道重大误解不属于需要依法进行调整的范畴吗？
　　笔者无意否定梁惠英的功绩，但人无完人，孰能无过？只是梁惠英对本案的调解使用的依据是错误的，造成的结果是严重的。而虹口法院对待这位名人于法律不顾，袒护有加，严重不公！
　　法院判决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三：应当知道与被诱导的关系。普通公民对法律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从调解前的一个正常公民都能得出平均继承的正确理解，被全国“优秀”人民调解员梁惠英引导到了错误的方向上去，调解成了违背法律、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在“应当知道”的普遍性与本案的特殊性上，法院不顾调解环节上调解员不依法调解的事实，机械地套用法律、否定事实。调解、判决的宗旨应当是回归法律、回归公平公正、回归公序良俗，这样的调解结果、这样的司法判决，是梁惠英的无知，还是法律的悲哀！如果普通老百姓对该法律“应当知道”的话，作为“依法”调解的全国“优秀”人民调解员更应当知道，那她为什么还作出这种违法的调解，是故意行为，还是过失行为？如果的故意，那就是恶意，法院为何放纵？如果是过失，那法院为何不纠正，要被调解人自己承担调解过失的后果？公理何在？
　　该官司将上诉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不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是否会考虑当事人对该政策不知道的事实证据；注意到调解员误导当事人所产生的严重后果；真正看到调解协议是在调解员以欺诈、并纵容儿子以胁迫的手段，使三个女儿在违背继承父亲遗产的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事实；不简单绝对的普遍使用推断判案；让三个女儿看到公正判决，感受到司法公正，感受到司法公信力，避免她们走信访之路。
　　从这个调解协议纠纷的产生过程，到基层法院的庭审判决，发展到市中级法院的上诉，但愿不要再走到信访这一步。涉法涉诉的信访量，占到中国整个信访量的70%。这个数字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目前个别地方判决公正和司法公信的真实写照。这个案例像一滴水，反映出虹口区个别调解员、个别法官的业务素质。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让司法机关成为“纠纷的终结者”，任重道远。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
　　第三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事纠纷，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二） 不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
　　第二十一条人民调解员调解民间纠纷，应当坚持原则，明法析理，主持公道。
　　﹡可搜寻（2014）虹民三（民）初字第688号民事判决书
　　﹡面对错误的调解、错误的判决，该如何办？热忱欢迎有着这种被错误调解、判决经历者在论坛上展开讨论，共同切磋维权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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