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石化某分公司经理吴××受贿案的辩护（重罪改轻罪并获缓刑）(2)

二、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受贿数额有误，部分指控数额不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1、×乐建筑公司第三分公司李××所送5000元，是被告人吴××之妻潘××接收的，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应认定为人情往来。李××去吴××家送钱时，被告人吴××不在家。李××对潘××讲，这个钱是对王、潘乔迁新居的贺礼，没有其他意思。并且当时李××也无请托表示。而此前李××搬家时，潘××也曾给李××送礼表示祝贺。以上事实，从潘、李二人的证词中都有清楚的体现。

2、寿光个体包工头孙××所送30000元，也是潘××接收的。潘××一开始不同意收，孙××说“权当是借给你的”，才同意收下。“权当”从词义上应理解为“视为”或“以……论”，“权当借”即是借，故在潘××收钱之时，潘××与孙××之间借与被借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且从潘××听孙××讲“权当是借给你的”后才同意收下这一事实看，潘××是将30000元性质属于借款作为其同意收取的前提条件。虽然孙××在侦查机关曾出具过证言称30000元是他送给潘××的，但在2002年5月9日辩护律师向他调查了解情况时，他证实自己在检察院曾经亲自出具了一份交代材料，明确说明钱是他借给潘××的，并且，“他们（反贪局侦查人员）问我有无借条，我说没借条，他们说无借条就是送的”，由此可见，孙××在检察机关所做的证言中改变了说法，称30000元是他送给潘××的，是侦查人员指证、诱证的结果，并非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有效证据。

3、孙××所送5000元是吴××之子上大学前，孙××为帮助吴××而送的，同样属于人情往来。孙××送这笔钱时，清楚地表明了目的，就是吴××的儿子考上了大学，给点钱给孩子买点东西，并无请托表示。

以上三笔均属于吴××夫妇基于人情或友情接受的礼金或者借款，由于李××、孙××送钱或者借款时均表示出于人情，无请托表示，所以吴××夫妇随收下了钱，但并无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的主观故意，而且事后，吴××也没有为李××、孙××谋取利益的客观行为，由此进一步印证了以上三笔属于人情往来的性质，并非属于吴××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对于公诉人所坚持的“数额大，不属于人情往来”的观点，辩护人认为人情往来无数额限制，只取决于个人的经济能力、用钱习惯和交友方式。同时，也不能认为有职务的人就不应当有人情往来，否则，有职务的人就很难有朋友和和谐的人际关系。

4、刘×全所送现金2000元，吴××收下了这笔钱，但是该款项一直被吴××放在自己办公室里，绝大部分用于了招待公司客户的烟、酒、餐费，而并没有据为己有。故该笔款项不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三、被告人具有可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

案发后，被告人吴××能如实向司法机关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并有悔罪表现；同时，其亲属积极为其退赃，为国家和企业挽回了部分损失；被告人平时表现较好，能够团结群众干事业，自他担任分公司经理以来，分公司经营业绩节节攀升。被告人吴××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其个人原因是主要的，但也不能排除社会不良风气对个人造成的影响。

综合以上事实和理由，辩护人请求合议庭对被告人从宽处理。

三、判决结果

庭审结束后，经一审法院合议庭合议，法院审委会通过，一审判决采纳了辩护人对本案定性的辩护意见，认定被告人吴××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而是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认定受贿数额为73000元，同时鉴于被告人案发后积极退赃、认罪态度尚好，确有悔罪表现，可从轻处罚，判决被告人吴××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自评：

　　　 1、关于本案的辩护效果：

　　　　如果法院按照检察院起诉的受贿罪定罪处罚，按照75000元的指控数额，由于本案被告人无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此种情况依据人民法院通常掌握的量刑标准，判处6—7年有期徒刑是通常会有的结果，而且依照刑法规定有期徒刑超过3年的不能判处缓刑。通过我们的辩护，改变了案件的定性，从处罚较重的受贿罪争取为处罚较轻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从而为被告人争取有期徒刑3年以下刑罚并判处缓刑赢得了空间。从有期徒刑6—7年到3有期徒刑缓刑，充分体现了辩护的效果和辩护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