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刑事司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北京刑事司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司法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备受争议的刑事案件发生，在司法实践中，一个好的裁判结果，首先应当具有良好的法律效果，同时也应当具有理想的社会效果。刑事案件社会影响大，往往成为社会公众评判法院工作和司法是否公正的主要对象，成为衡量国家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准。因此，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最佳结合，是刑事案件审理中追求的重要目标。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如何掌控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两者的统一，重点在于司法的社会效果是否主要体现在司法对社会的推动和社会对司法活动的认同性上。

　　所谓法律效果，是指通过法律适用做出裁判，体现法治的原则与内涵，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既要遵守法定程序，又要维护司法公正，体现法自身的价值；所谓社会效果是指具体的案件通过法官的审理和裁判，所获得的社会认可度。它的实质在于司法的结果既要满足实质正义，满足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长远发展利益，又要获得公众的情感认同和尊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的提法为法律的适用与更多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后果相竞合的要求。

　　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出现差距的原因

　　1、法律局限性

　　一方面，作为社会规则，法律是理性的产物，是人们对社会现象和规律进行认识的结果。而理性是有局限的，其根源在于人在特定时期的认识可能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而不能穷尽认识对象的所有方面，作为这种认识结果的法律对其调整对象社会生活的作用也就具有了先天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作为社会规范，法律着眼于社会关系的一般共性，其目的是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普遍调整，这就要求法律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与规范性以及不任意变化的稳定性。然而，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这就使得法律力求实现的正义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

　　2、司法活动局限性

　　一方面，司法机关必须对产生争议的事实做出认定后才能对争议做出裁判，而司法机关面对的事实都是过去的事实，对它们的认识只能通过证据反向证明，而通过证据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可能存在差距。导致的结果是，司法机关在这种情形下做出的裁判所实现的正义与正义的本来面目会不一致。另一方面，司法活动总是通过个体的法官对个案的裁判来进行的，而个体的法官由于水平、素质、社会阅历甚至审判时的心情差异可能会对事实做出不同的认定、对法律做出不同的解释，导致对案情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案件做出不同的裁判。

　　3、法律自身的逻辑性

　　法律有其自身的逻辑性，而社会大众可能由于对这种逻辑的不理解而对以这种逻辑为基础的裁判产生抵触。所谓“民间法”与公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有可能导致案件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出现“不统一”。

　　4、我国“古代法”传统的消极影响

　　我国古代的刑事法律制度和社会效果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影响不仅仅止于道德生活，儒家伦理对我国古代法律的影响亦极为深远。中国古代刑事法律在立法、司法、执法、法律意识等方面均严重依赖于道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法典体例、法律机构体系、法律技术手段、法律教育类型以及法律意识形式，乃至于被称之为伦理刑法。我国刑事法律独特的伦理精神一经形成，便绵延千年，影响及于整个东亚，铸成中华法系的脊梁，由于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各地商业习惯不一，未形成统一的商法规则，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在封建极权的统治下，人们恪守严格的等级观念，法律仅仅是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工具而已，难以形成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私权神圣、权力制衡等观念。

　　5、我国在法的移植过程中存在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社会发展和法的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法的移植的必然性，比较落后的国家为促进社会的发展，有必要移植先进国家的某些法律，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和根本特征决定了法的移植的必要性，市场经济要求冲破一切地域的限制，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把国内市场变成国际市场的一部分，从而达到生产、贸易、物资、技术国际化。一个国家能否成为国际统一市场的一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法律环境。法的移植成功与否，同“输入国”的社会土壤是否适合于该法律制度、规则直接相关。如果某个规则的原产地与移植地、输出国与输入国的社会土壤相似，那么在原产地、输出国能够行之有效的规则在新的土壤上也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否则，在原产地、输出国再好的法律制度在新的土壤上也不能奏效，故而，在法的移植问题上一定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态度，任何脱离我国国情的移植法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不可取的。

　　6、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