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纠纷，是个历史难题

　　传统社会的医疗活动，基本上是在一种人际关系的脉络中进行的。即使有了医疗失误，也使得医患纠纷会在人际脉络中得到解决。或许，在传统社会官府介入基本缺位、病人普遍秉持“听天由命”的生命观念的时代背景下，这正是化解和解决当时医患纠纷的“弹性机制”。

《救命：明清中国的医生与病人》

涂丰恩著

台北：三民书局

2012年7月第一版

　　对于现实问题来说，历史可能并不能提供有效的解决途径，但却可以提示人们思考的方向和维度。相信多数国人，对当下医患关系都有着深刻的体认。医患关系的紧张，在突发事件以及媒介的聚焦下迅速发酵，刺激着每一个人的神经。出于对医患关系的关注和省思，部分学者开始将眼光投向历史，希望为当下医患关系的改善寻求历史的镜鉴。《救命：明清中国的医生与病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研究预设下写成的。尽管作者同时强调，相关研究并没有过于强烈的求用目的。

　　要想对明清时期的医患关系进行一番审视与梳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史料的有限与分散，无疑是最大的障碍。为突破史料方面的局限，作者将目光投注于明清《医案》之上，希望通过对《医案》的解读和诠释来重构那个时代医生和病人互动的历史图景。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研究路径。明清时期的《医案》，类似于现代的病历。不过，与现代病历由表格和医学术语组成迥然不同的是，明清医家在书写《医案》时，不仅绘声绘色地记述诊疗的过程，同时对于诊疗中的病人、病人家属，以及参与诊疗的其他医家的言行都会有所载记。正是这样的一种书写方式，使得后人能够借助这些记载，来一窥那个时代医患关系的梗概。

　　因为政府在行医上缺乏有效的考核与甄训，明清时期的医家构成非常多元。在明清典籍之中，我们会看到“儒医”、“世医”和“庸医”等多种类型的医家。由于能够流传后世的《医案》多为著名儒医的作品，所以，相较其他医家而言，儒医拥有着书写历史的绝对话语权。在研究过程中，对此必须有所注意。为了勾连并搭建起明清时期的医疗世界，作者选取了徽州儒医吴楚和孙一奎作为全书的引子。

　　传统中医的习医方法，多为师徒传授或者自学。医家欲取得独立行医的资格，需要相当的经验积累。这些经验往往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甚至有些神秘主义的色彩。作为一名医家，无论是身处乡梓，还是赴外谋生，要想业务发达都要经营好人脉。在明清时期，凡是徽医经常出没的地方，往往也是徽商麇集之地。显然，借助于同乡之谊，医家即便不能迅速打开局面，至少也能勉强度日。对于儒医而言，若想真正扬名于世，除了医术高超外，关键还要与士绅阶层建立稳固的联系。孙一奎就是因为能够融入士人阶层的交往脉络之中，才终生持有卓著的声名。

　　在与士人阶层的交往过程中，《医案》的作用需要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医案》并不仅仅是一种载有个人行医的记录，在很大程度上还会成为医家博取声名的手段。同样出身于徽州的儒医程茂先，在与士人的诗词唱和中，时常展示自己的《医案》。明清时期儒医们《医案》的“序”，也多为地方上的著名士绅所作。这些行为背后所蕴涵的意义，其实并不难想到。

　　除了全科和各种专科医家外，这一时期还有为数甚夥的走方医、巫医和女医等非主流医者。在《医案》之中，后者经常被前者指责为学识浅薄、技艺低下。对于主流医家着意刻画的这些“庸医”形象，作者提示道，可能这些医家的活动更为活跃、市场更为广阔，从而令主流医家感到挑战和竞争压力。这样的分析，是符合事实的。杨念群在《再造“病人”》一书中也认为，这些行走在民间的、非专门化的医生，可能恰恰是普通民众所依靠的主要治疗力量。只是由于他们的治疗手法与遵循的医疗经验明显有别于正统儒医，所以才成了另类。

　　对于生活在明清时期的病人来说，在不熟悉医家底里的情况下，求医问药显然不如当下这般方便。余新忠、蒋竹山等人的研究表明，当时的人们多是通过人际网络去聘请医家的。对此，作者在书中也有着细致的考察。一般而言，社会上层人物在求医问诊之前，往往会寻求亲友的引荐和帮助。为了博取声名，医家也是趋之若鹜。文人阶层为了表达对医家的敬重，还会专门奉上求医的信札。与此相对应，方便简洁的信札样本被收录在《应酬便览》等日用类书之中。部分病人在治病的同时，还会专门写信向异地的名医进行求教，用以作为诊疗的参考依据。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病人，尽管不易与名医直接搭上关系，但却可以通过结识名医的家仆等方式与医家取得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