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盘点官员辞职后出路：商人、慈善、媒体、

　　原标题：官都不做了，要干什么？

　　文_本刊记者舒炜

　　近一个多月来，广州有两起官员辞职颇为引人关注。

　　先是9月4日，原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去职，担任了格力电器副总裁。5天后，广州南沙区官方证实，该区常务副区长孙雷已经辞职，出任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

　　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被有的舆论贴上了“官员辞职风潮”的标签，据悉，在官至副厅级的“博士官员”孙雷辞职前，曾有广州市主要领导出面挽留未果。而曾被誉为广州公安系统冉冉升起的“新星”的陈伟才在8月底，就群发短信告知亲友自己工作上的变动，“（离开这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中国梦”。

　　几次出走潮

　　如果把“辞官”这一现象放在新中国的历史中来看，无疑是一道独特的时代曲线。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主动脱离体制是很难想象的事情，但自此之后，这一现象曾一度来势汹汹。不过在2000年后，公务员热兴起，这种现象又逐渐减少。

　　1980年代中期，机构改革后编制的缩减，有些官员开始调到部门下属的单位与企业中去当领导，有的则完全脱离体制，另谋出路。其中有较大影响的是浙江永嘉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叶康松，他于1986年辞官承包了一片山地，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经济效益。他后来被媒体称为“弃官下海第一人”，正是这一年，以私营经济发展为特点的“温州模式”开始初试锋芒。

　　而真正的“官员辞官潮”是在邓小平南巡之后，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价值标准多元化的时代，民营企业政治地位提高，个人意识不断增强。财经作家张小平认为，这一波人比1980年代的那些官员，无论在学历、经验上，都高出不少。冯仑、陈东升、郭广昌等官员偶然的一时之举，汇成了当时官员离开体制的一波浪潮。其中著名的有用友集团的王文京，他当过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官员；中坤集团的黄怒波，则曾是中宣部的官员。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1992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鲜有报道的是，央视著名主持人敬一丹的丈夫王梓木也是一名辞官者，王在41岁时出任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但却选择了辞职创办华泰保险，如今早已身家过亿。

　　在2000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社会心态的平和，辞官者也更加理性和谨慎。他们大多正当盛年，身居要职，且方式不再是过去的停薪留职，或者白手起家创业，而是辞职后担任私营企业和一些私人资本投股的上市公司高管，数量则不如90年代那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