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纠纷只能靠深化医改化解

 　　■本报评论员涧石

　　《参考消息》刊文称，英国《卫报》网站10月30日报道，中国医疗系统的问题在于，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中全速发展，但发展速度还是不够快，不能赶上社会和经济的变化速度。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让医院开始为自己的经济福利负责。这样做的结果是医院无法控制地追求利润：过度开药、过度检查以及令人震惊的急功近利。医生的收入太低，以至于他们必须经常从医药公司拿回扣并从病人那里拿红包以补充工资。由于付出的代价非常高，一旦治疗失败，病人家属的情绪就会非常暴躁。医患暴力变得惊人地常见，中华医院管理协会表示，自2002年以来，中国医患纠纷平均每年上升23%。一家医院平均每两周就会出现一次这种情况。

　　中国的医患纠纷之多，每个人或多或少地都会有所了解。“钱花了，人没治好”引发的矛盾，让医生、医院、患者都背负了沉重的压力，并给社会留下或深或浅的伤痕，严重影响了医患关系的和谐。

　　医生和患者之间，本来应当是患者尊重医生的劳动并感恩于医生的回春妙手，医生以救死扶伤之精神使出浑身解数救治病患。然而，由于现行医疗体制缺乏对医患双方的保护，导致医患关系紧张：患者生怕医生过度治疗甚至谋财害命，医生生怕患者及家属无理取闹不得不寻求技术上的保护——为防万一打官司，医生首先要保存自己诊疗无过失的证据。双方彼此都在试探，评估自己可能面临的风险。

　　笔者认识一位名医，某次患者来找他看病，坚持要做磁共振。医生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认为无须做这类检查，遂开了几十块钱的药了事。事后，院长跟他开玩笑似地说，人家坚持要做检查，你就给人家检查呗，还能给医院增加收入。医生脖子一梗：我认为他症状明确，根本不用做什么磁共振。院长也就一笑置之。这事如果放在不同的医患之间，完全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即使患者不要求做磁共振，医生也可能为防纠纷进行全套的他认为必要的检查。我们能单纯地指责这个大夫搞过度诊疗吗?显然不能。另一方面，由于医疗行为存在天然的技术壁垒，患者对于医生做出的诊疗行为并无判断正误的能力，所以担心怀疑的情绪逐渐滋长也是不足为奇的。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在看病时选择找熟人?其实都是因为心里没底，既担心被误诊，也担心多花冤枉钱。正如外媒所说，中国是全球存款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因为中国家庭担心灾难性的医疗开支。

　　要想改变这种现状，没有别的好办法，只能深化现在的医疗体制改革。比如，要尽量避免医疗纠纷，就要不断提升医疗水平，将最优质的医疗资源发挥到最大效用;要保障患者花的钱物有所值，就要引入监督体系，严控医生开大方、做过度检查;发生医疗纠纷，要引入独立、公正的第三方进行评判，避免患者维权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过高。政府必须加大对公共卫生体系的投入，不能让公立医院变质为企业集团一心逐利，放开搞活私立医院以补充公办医疗之不足。要让公立医院的大夫薪资稳定增长，职业尊严、发展空间有保障。要给民办医疗的生存发展提供广阔舞台，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医疗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