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医患纠纷：医患纠纷之痛 何“药”可治

CFP供图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院长培训班日前在北京开班，来自全国27个省（区、市）的80多位院长相聚一堂，通过学习交流为改善医患关系这一难题找寻良药。

　　在培训班开班的前一天，全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现场会在天津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分别就做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提出要求。

　　建立医疗纠纷院内调节、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医疗风险分担机制有机结合的制度体系，在现实中能否化解医患纠纷？

　　“如果我的电话后半夜响了，只有两种可能——医疗纠纷和紧急会诊。”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院长武晋告诉记者。

　　武晋此次担任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院长培训班第二组组长。在正式上课的前一天晚上，他把已报到的组员们召集到一起，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作为院长，医院里最让你最头疼的事儿是什么？”大家说，最头疼的就是医患纠纷。

　　1 无奈的私了

　　相对于医闹的低成本，医院方面却纷纷表示“伤不起”。医闹不仅严重破坏了医院的秩序，损害了医务工作者的执业环境，一旦矛盾激化，还会威胁到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医院迫于无奈选择了私了，也是出于花钱买平安的考虑。

　　“医闹的成本太低，甚至可以说没有成本，以至于医闹的结论是‘小闹小得，大闹大得，不闹不得’。”山西省肿瘤医院院长李耀平说。

　　中国医院协会发布的数据表明，73.33%的三甲医院发生过暴力伤医事件，59.63%的医院院长曾经受到过围攻威胁，61.48%的医院发生过摆设花圈、设置灵堂等现象。医患矛盾被评为2013年仅次于雾霾、排名第二的健康事件。

　　医院和患者在院内协商解决纠纷，正是基于我国的独特现实。李耀平表示，山西省在2008年就首创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但如果患者坚持不配合，也无法强制其必须通过第三方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

　　相对于医闹的低成本，医院方面却纷纷表示“伤不起”。李耀平说，医闹不仅严重破坏了医院的秩序，损害了医务工作者的执业环境，一旦矛盾激化，还会威胁到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医院迫于无奈选择了私了，也是出于花钱买平安的考虑。

　　按照规定，患者索赔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医疗纠纷，医院才有权和患者私下了结。然而现实中却并非如此。

　　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王宇告诉记者，出于维护医疗秩序的考虑，对于那些坚持不走第三方调解且索赔金额不高的患者，医院可能会采取与科室分担赔偿的方式和患者私了，但是总的赔偿金额不会超过5万元。

　　除了医院与患者私了，医生与患者间私了的现象也不鲜见。李耀平告诉记者，医院并不会对这样的情况过多过问，一是不希望由于医院出面导致事态扩大，二是担心医院对责任大包大揽，不利于控制由医生个人行为不当所导致的医疗风险。

　　武晋认为，如果在院内协商赔偿，医院对于赔偿金额一定要格外慎重，宁可打持久战也不能花大价钱息事宁人。因为一旦迫于医闹的压力给出大额赔偿，就会产生不良的“扩散效应”，让其他人纷纷效仿，提高索赔额度。“我们甚至遇到过已达成协议的患者，又回来找医院继续闹，要求追加赔偿。”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务处副处长杨震指出，一些社会闲散人员甚至社会黑恶势力利用地方政府的维稳心态，专门寻找、介入他人医患矛盾，寻衅滋事，向医院和医务人员敲诈勒索。

　　在院长们看来，“温岭伤医事件”是全社会开始重视打击涉医犯罪、化解医患纠纷的分水岭。对于五部门近期联合印发的《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武晋表示，重拳出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的最佳效果应是“挤出效应”，也就是让解决医患纠纷回到正常渠道上来。

　　但李耀平认为，如果不能从经济上加大医闹的违法成本，《意见》的作用可能依然有限。即便违法者被刑拘，释放后还可能继续“闹医院”，甚至变本加厉。

　　2　法律诉讼为何令人却步

　　如果一例案件经过一审、二审、再审，那么受害方即便胜诉得到赔偿也将是若干年后。患方在漫长的诉讼周期中疲于奔命，精神焦虑，一旦判决结果不如其所愿，又会将怨气发泄到医生身上，导致医患矛盾激化。

　　武晋告诉记者，在医院每年发生的医患纠纷中，大约有70%能够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得到化解，而在剩余的30%中，除了坚持不走第三方调解的，还有部分患者在经过人民调解获得一定数额的补偿后，认为赔偿与期望值不符，带着不满继续回医院来闹的。这种情形被院长们形象地称作“半私了”。

　　武晋说，在调解无果的情况下，能否继续在法律体系内用司法途径解决医疗纠纷，成为院长们最大的关切。

　　本应成为化解医疗纠纷最后一条出路的法律诉讼手段，为何令不少患者望而却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