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儒学的发展和起伏

百年来儒学的发展和起伏 ——陈来教授在香港孔子学院的讲演

核心观点

　　随着中国崛起，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和发展，应该说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在人民的民族文化自信大大恢复的条件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伟大复兴，这个双重复兴的大局面正在到来。正是在这样一个局面下，我们说儒学在现代复兴的又一次机遇到来了。

　　儒学只有自觉参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时代的使命相结合，和社会文化的需要相结合，才能开辟发展的前景。

　　陈来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全国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首都师范大学特聘讲座教授，香港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校兼任教授。主要学术领域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向包括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现代儒家哲学等，著有《朱熹哲学研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等二十余种。

　　今天讲演的主题是有关于20世纪的儒学发展。“发展”这个词，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以为儒学的发展是一帆风顺的。其实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就知道儒学的发展是充满危机、困境、曲折的，它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冲击和挑战

　　我想讲的第一个大问题是冲击和挑战，就是要看看近百年的儒学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什么样的文化环境里，面对怎样的挑战和冲突，在怎样的情境中成长、发展的。

　　20世纪中国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四次挑战。第一次是清末到民初的政教改革。我们知道，1901年清政府发布了《兴学诏书》，倡导全国建立新的学堂。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举措。在这样的倡导下，老的“儒学”慢慢衰微了，这里讲的老的“儒学”，是指当时的一种学校，就是以培养儒生、进入科举体制的儒学学校在新的政策下式微了。

　　全国开始大办新型学堂，这个举措是对科举制度一个很明确的挑战。到1905年，更重要的事件就是清政府决定结束科举制度。因为科举制度对儒家的生存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可以说，在前现代的中国社会，儒家思想和文化能够得以生存有三个重要的基础：第一个基础是国家、王朝宣布它为意识形态，正式颁定儒家的经典是国家的经典，这是很重要的，即王朝统治的推行。第二是教育制度，主要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规定了儒家经典作为文官考试制度的主要科目。当然还有第三个，就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流行的这种家族的、乡治的基层社会制度。

　　我们看晚清的战略改革，科举制度的废除对儒家的生存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在1905年以后，虽然科举制度结束了，但是清政府仍然决定在所有学校保留经学的课程；要求学校继续在孔诞日能够祭祀孔子。这点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也改变了，辛亥革命以后，在蔡元培主掌教育部以后，就决定要废祀孔、删经学。我们一般讲的“尊孔读经”的教育，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也遭遇到了根本挫折。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儒家遇到了第一次重大的冲击和挑战，遭遇到了第一次困境，可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带有根本性的一个困境。

　　虽然是这样，从清末到民初，在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上，儒家已经退出了中心舞台，但是儒家思想和文化仍然保留在伦理精神的领域。时隔不久，从1915年开始，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兴起，这就是我们讲的儒学遭遇的第二次冲击。新文化运动高扬批判、反思、启蒙的旗帜，这种启蒙就是引进近代西方文化的一种文化启蒙。在这种启蒙里，它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一个对立面的，特别是把儒家文化、礼教作为一个重要的、批判的对立面，这在当时是有其合理性的。当时甚至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样一来，从清末到辛亥革命，从政治教育的舞台退出后，继续保留在伦理精神领域的儒学，受到了第二次重大的挫折。我们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时对儒学的一种放逐，延续到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继承了清末到民初的“放逐儒学”的运动，把儒学从伦理的精神的领域，继续放逐出去。因此，经过了新文化运动，可以说，儒家文化的整体已经离散、飘零。那么，儒学怎样生存呢？这变成了儒家文化在近代社会变化里碰到的一个大问题。这是第二次冲击和挑战，来自新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