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案法援风波：律师向媒体哭诉引争议

事件过程示意图

　　邓玉娇案法援风波

　　□文/本刊记者 张羽

　　记者观察

　　作为一名法治记者，犯罪之于我并不陌生，接触执法者、司法者和当事人构成了我工作的最主要部分。从常识判断，邓玉娇案就侦查的手段和技术而言，并没有难点；从纯粹的法律层面上看，无论是防卫过当还是故意杀人，也应该是事实之上的判断；从危机公关的角度看，巴东县的信息公开应该说还算及时与到位。如果一定要寻找这个由简单变复杂的案件的缘由，其中充斥着 “不信任”三个字。所以，流言满天飞，谁也看不清对手，甚至分不清真假。我甚至感受到：张树梅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当一波波疯狂的媒体和所谓的援助扑向她时，她该是恐惧的。她心中朴素的关于好人坏人的判断，已然无法让她搞清楚谁是她值得托付女儿性命的人。

　　手边放着一本英国学者伊冯·朱克斯的《传媒与犯罪》，其中提及：“即使是最极端的犯罪——谋杀，也要服从各种层次的兴趣。只有那些针对某些被害人的谋杀才包含着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并达到为每个人构建一种公共唾弃和哀悼的气氛所必需的强度。”

　　邓玉娇案充满了这样一些要素——“官员与女服务生”，矛盾中后者明显处于弱势，律师的痛哭流涕加强了媒体观众自身的弱势感，更加博得来自底层民众的注意力与同情心，但这种违反法律理性的做法却很容易引起其他同行们的“兴趣”。而来自当权者的消息，由于累积在人们心中的不信任感触发，反倒使得事件出现了偏离中心式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传媒成为各方搏击的工具，表层安静下骚动的气泡不断破灭，流言也自然而然产生，触动了社会的文化不安与道德恐慌。对于邓玉娇案来说，发展至此已经不再是其案情单纯的真相追问，而是对社会底线的一次探究。

　　起因：官员之死

　　5月10日晚，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项目招商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邓贵大陪着客人走进了野三关镇“雄风”宾馆休闲中心“梦幻城”。随行的黄德智见到了女服务员邓玉娇，提出了特殊要求，被拒绝了，在一阵争吵之后，愤怒的女服务员将一把水果刀刺向了邓贵大，他没能活着走出这个温柔乡。

　　案件在第一时间得到媒体和社会关注的原因是：血腥的气息、色情的场所以及双方悬殊的身份。

　　巴东县公安局5月18日给出的关于此案的通报中叙述了这样的情节：黄德智进入水疗区一包房，见邓玉娇正在洗衣，黄误认为邓是水疗区服务员，遂要求邓提供异性洗浴服务，邓以自己不是水疗区服务员为由拒绝，双方为此发生口角，邓走出包房进入隔壁服务员休息室。黄认为邓态度不好，尾随其进入休息室并继续与之争吵。此时邓贵大闻声进入该房，亦与邓玉娇争吵。邓贵大称自己有钱，来消费就应得到服务，同时拿出一沓钱炫耀并朝邓玉娇头、肩部扇击。邓玉娇称有钱她也不提供洗浴服务。争吵中，休息室内另两名服务员上前劝解，邓玉娇即欲离开休息室，邓贵大将其拦住并推坐在沙发上，邓玉娇又欲起身离开，邓贵大再次将邓玉娇推坐在沙发上，邓玉娇遂拿出一把水果刀起身向邓贵大刺击，致邓贵大左颈、左小臂、右胸、右肩受伤。黄德智见状上前阻拦，邓玉娇又刺伤黄右大臂。邓贵大因伤势严重，经抢救无效死亡。法医检验验明：邓贵大左颈部刀伤割断动脉并划破气管，右胸部刀伤穿透胸腔刺破右肺，两处均系致命伤，死亡原因为失血性休克死亡。

　　案情看上去很清楚。犯罪嫌疑人自首，当场也有两位见证人，调查的难度应该并不高。

　　也是这天上午，两名来自北京的律师夏霖和夏楠抵达恩施，与邓玉娇的母亲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夏霖和夏楠是主动找到邓玉娇之母的。业内人士称，这种情况在近些年来发生的一些具备社会影响力的案件中越来越常出现，不足为奇。但也正是这一点，他们在此后被攻击“靠邓玉娇炒作”。

　　转折：律师的眼泪

　　案件出现转折，是由于一张与当事人无关的照片：5月21日，律师夏霖、夏楠得到批准会见了邓玉娇。会见之后，一张夏楠满脸流泪的照片通过网络迅速传播，伴随的一条“流言”是：邓玉娇可能被强奸。舆论开始一边倒式地倾向邓玉娇，一个“烈女”的形象跃然于媒体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