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专家法律意见书

     2004年4月8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郑金木死刑。该判决在法律界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认为，拖延四年之久的“郑金木涉嫌雇凶杀人案”在事实和证据方面存在着诸多的疑点。一审法院在未澄清诸多疑点的前提下，十分草率地作出关乎人命的判决，非但其事实依据不充分，而且适用法律亦有问题，显然是对“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法律原则的违背。应广东省深圳市深长城律师事务所的邀请，我们对“郑金木涉嫌雇凶杀人案”发表如下法律意见，供贵院参考。

　 一、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证据采信方面存在重大瑕疵

　本案的案由是雇凶杀人，要认定被告人犯罪成立，必须证明两点：

　 1、被告人有犯罪动机。对于这种有预谋的犯罪，犯罪动机是犯罪是否成立的关键。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犯罪动机不成立，被告人就没有理由通过雇买凶手杀害被害人，那么所指控的犯罪就不能成立。

　 2、被告人实施了“雇凶”的犯罪行为。包括人、钱两方面。“人”，即被告人雇何人实施的杀人行为；“钱”，即雇凶的费用，包括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给付多少钱。而一审判决对于上述两个基本事实认定不清，用以支持其所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

　　 a、关于被告的犯罪动机

　　一审判决书认定：“经审理查明：······由于被告人郑金木的资金是用高额利息融资，之后，其遭债主绑架，其弟和妻舅遭人殴打，被告人郑金木认为均是李刚造成或指使的。故此，被告人郑金木怀恨在心，萌发了雇凶杀害李刚的念头。······1999年9月，郑金木交给马社海23万元人民币作为20万港币的定金，让马社海具体实施······”（判决书第3-4页），该项认定犯了基本的逻辑错误，属事实认定不清。

　　在一审法院看来，本案的因果关系是：由于郑金木认为其遭债主绑架，其弟和妻舅遭人殴打，均是李刚造成或指使的，所以，1999年9月，郑金木出资人民币23万元让马社海去香港找杀手杀李刚。但是，正如证据事实所表明的那样，郑金木被绑架的时间是1999年11月，而其弟和妻舅被殴打的时间却是1999年12月24日（深圳市公安局沿河派出所的在案材料可以证明）。犯罪动机产生在后，而犯罪事实发生却在前，一审法院的认定显然违背了逻辑关系，显属事实认定不清。

　　　b、关于“雇凶”的犯罪事实

　 （i）被告人郑金木的有罪供述不稳定
　　对于本案雇凶的犯罪事实，一审判决用以支持其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主要是两被告的供述，即“郑金木在公安阶段所作的买凶杀人的供述与覃慈伯的供述互相印证”（判决书第10页），但是，判决书同时还记载了“庭审中，郑金木辩称他与李刚的关系好，没有理由雇请他人杀害李刚”（判决书第10页），同时，在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郑金木在7月5日的讯问中也曾作了无罪辩解，可见，无论在侦查阶段还是审判阶段，被告人的有罪供述都是不稳定的。在一审判决书中，只采信了被告人郑金木的有罪供述，而对其无罪辩解未予认定，其理由是 “从本案的抓获经过来看，先抓获郑金木后根据其交代再抓获覃慈伯，覃慈伯被抓获后的交代与郑金木的交待均吻合，故郑金木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应予采信” （判决书第10－11页）。对于涉及到证明被告人郑金木犯罪是否成立的关键证据的采信问题，这样一个理由，恐怕不够充分。因为如果没有了郑金木的有罪供述，则只剩下同案被告人覃慈伯的指证，根据孤证不能定罚，本案所指控的被告人郑金木雇凶杀人的犯罪事实就不能成立。

　　（ii）“雇凶费用”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
　　即使按照一审判决认定的被告人郑金木的有罪供述成立，，对于“雇凶费用”这一关键事实，亦明显存在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一审判决书认定“1999年12月，被告人郑金木找到被告人覃慈伯，······并先后给覃慈伯11万人民币作为活动经费”（判决书第4页），支持该项认定的主要证据是证据第9项“被告人覃慈伯的供述与辩解”（判决书第8-9页）和证据第10项“被告人郑金木的供述与辩解”（判决书第9-10页），以及证据第7项“证人证言”中第（5）项证人许雯的证言（判决书第6页），上述证据与所证的事实之间前后矛盾，不足以支持判决书对该项事实的认定。

　　对于“雇凶费用”这样一个关键事实，一审判决书中所认定的“活动经费”为11万人民币，而根据“被告人覃慈伯的供述与辩解”，郑金木先后分5次共付给覃慈伯12.8万人民币（判决书第8-9页），根据“被告人郑金木的供述与辩解”，郑金木先后分5次共付给覃慈伯13.4万人民币（判决书第9-10页），一个12.8万，一个13.4万，2个证据不能互相印证，不知判决书认定的11万人民币从何而来？因此，判决书所采信的证据根本不能支持其认定的事实。

　　关于证人许雯的证言，判决书认定“证人许雯证实2000年3月份，覃慈伯带回家5万元，说是郑总给的” （判决书第6页），而根据公安机关对许雯的问话笔录，许雯称覃慈伯“春节回家有5万元钱，说是郑老板给的”。经查，2000年春节是2000年2月4日，按照许雯的证言，郑金木给付覃慈伯的这5万元的时间应在春节前，而在覃慈伯的供述中对这5万元的时间没有明确表述，在郑金木的供述中“过春节后，在2月底，两人在三亚市果喜大酒店见面，他又交给覃慈伯5万元人民币”， 3份证据对这5万元给付的时间表述不一致，不能互相印证，不知判决书认定的3月份从何而来？

　　退一步讲，即使许雯的证言没有瑕疵，也只能证明雇凶费用中的5万。对于本案的关键事实“雇凶费用”，其数额的认定在一审判决中前后矛盾，而且关于给付的时间、地点，二被告人的供述也不能互相印证。除上述许雯证实的5万元外，其余雇凶费用均无旁证。此外，本案的书证和其他证人证言，只能证明被害人李刚被害事实，不能证明被告人郑金木“雇凶”的犯罪事实。

　　综上所述，本案是一个一审判处被告人郑金木死刑的案件，对于死刑案件，应当适用最高的证明标准，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怎样才算达到这样的证明标准呢？对于本案来说，本案指控被告人郑金木涉嫌雇凶杀人，那么就应证明下列基本事实：
　 1、被告人郑金木为什么要雇凶杀害被害人李刚，他们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即被告人的犯罪动机何在？
　 2、被告人郑金木是如何找到同案被告人覃慈伯的，他们何时认识的，郑金木为什么会信任覃慈伯、雇用覃慈伯替他杀人？
　 3、郑金木总共付给覃慈伯多少钱，分几次给的，每次多少钱，这些钱是用什么装的，面值多少，新旧程度，以及覃慈伯拿钱后，如何支配这些钱的？

　　以上关键事实，在一审判决中，均未查明，其认定被告人郑金木“雇凶杀人”的犯罪事实的直接证据仅仅是两个同案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在被告人郑金木的口供中，既有有罪供述，亦有无罪辩解。一审判决只是片面地采信其有罪供述，而对其无罪辩解却不予理睬和认定，而且并未给出这样做的充分理由。显而易见，在未有其它证据可赖佐证的情况下，郑金木的有罪供述与同案被告人覃慈伯的供述的“互相印证”，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况且，覃慈伯本人的供述亦是语焉不详、杂乱无章、前后矛盾，采信这样的证据，有违诉讼法规定的基本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刑诉法》第46条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本案一审判处被告人郑金木死刑，人命关天，本案仅以二被告互相矛盾的供述，而没有其它有力的证据加以证明，没有形成严密的证据链，显然没有达到我国刑诉法关于证明标准的要求。一审在本案事实和证据均存在诸多疑点的情况下，判处被告人郑金木死刑似嫌草率，违背了“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法律基本原则。

　　 二、一审判决在审判程序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一审判决书认定的证据第7项证人证言（7）证人马社海的证言（判决书第6－7页）和证据第8项“同案人冯永忠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及辨认笔录”（判决书第7－8页），该两项证据在庭审过程中根本就未经质证即被一审判决书采信，这种做法显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诉法》第42条关于“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的规定和第47条“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的法律规定。

　　证人马社海已于2003年6月13日因错捕被释放，一审判决书中摘录的证据“马社海的证言”是审判员按原发回重审的147号判决内容复制过来的。而同案人冯永忠的供述在案卷中就没有出现，两证据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均未当庭出示，未经质证，依法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但在一审判决中却采信了上述两证据，这严重违反了刑诉法的要求，违反了程序的正当性。

　　　　 此致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大学法学院　
　　　　　　　　　　　　　　　　　　　　2004年12月4日

张恒山 中共中央党校 法律部副主任 博士生导师

赵国玲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曲三强 北京大学法学院、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 教授

孙国瑞 中国航天航空大学 法学院副院长